走进广外

【人物档案】

顾绶昌(1904-1999年)江苏江阴县人。1946年秋至1954年夏，顾绶昌受聘于武汉大学外语系任教授，主讲英国小说，作文及翻译等课程，同时从事莎士比亚和肖伯纳戏剧研究。1954年因院系调整，顾绶昌教授自武汉大学调到中山大学西语系，任英语阅读、作文和翻译课的主讲教授，并担任研究生的指导教师。1970年由中大调到广州外语学院，承担汉英词典编写、文献资料翻译等任务，是我国古英文及西方古典文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人民政府授予教授职称的专家之一。

读书千百卷，学问在积累

顾绶昌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除了上课和外出办事，在家里不是写文章、批改学生作文，就是伏案读书，卷不离手。他每天读书至深夜，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1922年，未满十八岁的他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感觉与认识论》，当时该报主编张东荪先生曾予以高度评价。1924 年，顾绶昌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考入北大英文系。大学期间，因受古希腊、古罗马、经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直至19世纪西方文学名著的熏陶，加之本人的刻苦钻研，顾绶昌在那时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功底，并从此确定了从事莎士比亚研究的学术方向。他学习非常用功，不论是第二外语还是拉丁文必修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至今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中，仍能看到他当时阅读英国文学原著时在字里行间留下的批注。 在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就读期间，顾绶昌并不满足于课堂教学，经常去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查阅资料，博览群书。有一段时间，他每天读书1500多页，同时还写下很详细的笔记;他亦喜欢到泰晤士河边的露天剧场观看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戏剧，亲身感受这位伟大英国作家的作品;他去过莎士比亚的故居，寻找莎翁的足迹。后来顾绶昌在《武汉日报》上发表《买书》一文，纪念他在伦敦屡屡搜罗珍藏书籍的往事，以及日本侵略军到香港以后把他寄存在那里的书籍全部抢走的过程。 顾绶昌先后在武汉大学外语系，中山大学西语系担任教授。1970年由中大调到广州外语学院后，顾绶昌承担了汉英词典编写、文献资料翻译等任务，是我国古英文及西方古典文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 在大学工作期间，顾绶昌曾与安奉教授讨论过唐诗宋词，后来他英译中国古代诗词，既注意保持原文风格，又传达原文的神韵和美感形象，在意、声、调、韵方面下足功夫，这也是他潜心研学的结果，可惜这些手稿在文革期间全部流失。

从教六十年，终感人才难培育

顾绶昌对教学极其认真，对学生严格要求，批改英文作业时也极其细致认真。他往往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批改所教研究生的英语作文和论文，连错别字都不放过，遇见佳句或好文章，甚至会写上数百字的批语。尽管在反右斗争和之后的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不计前嫌，在恢复荣誉和教学工作后，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和百倍的精力投入教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学生回忆道：“顾老师给研究生开的文学翻译课只有4个本科生听课名额，于是这门课就成了当时最‘尖端’的课程，因此大家都对被顾老师挑上的四位同学羡慕不已。”由此可见顾绶昌在学生心中的声望和影响。 1994年，广外为顾绶昌九十华诞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他很重视再次和师生见面的机会，特意穿上整齐的西服，打上领带，在座谈会上与师生们进行了一番畅谈。他语重心长地说，要踏踏实实读书，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防止浮躁和急功近利。他还说，我们搞英文文学和语言学研究的人，必须懂得古英语，懂得中世纪英语，懂得拉丁文，才能更好的做学术前沿。“读书千百卷始知学问在积累，从教六十年终感人才难培育。”这是他晚年请香港著名书画件余雪漫所书写的对联，或许这是他感悟到的教书育人的真谛。 顾绶昌从事教育事业和外国文学研究50余年，是外语教育界和文学界享有盛誉的老前辈。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为我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人磊落，满怀报国热情

成长于战争年代的顾绶昌，青年时代就怀着一腔报国热血，1937年抗战爆发后，身在异邦的他时刻思念着处于灾难之中的祖国，再也无心羁留海外，遂于次年春回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向来把祖国放在第一位的顾绶昌深明大义，同妻子商量让儿子加入志愿军。不久顾绶昌的两个儿子报名参军，大儿子加入志愿军赴朝参战。 顾绶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人民政府授予教授职称的专家之一。祖国的新生给顾绶昌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从此更加振奋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期间，在长达20多年的岁月里，顾绶昌被剥夺了教书和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但是，他仍然坚信人民政府，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圆满完成学校就交给的各项人物。

顾绶昌为人一贯光明磊落，深得同事的认可。在广外工作期间，由于当时工具书缺乏，不少年轻教师有问题请教他，顾绶昌一一帮助解决，被大家尊称为“活字典”。他从不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对得势的人，他绝对不会去攀附;对落难的人，他也绝不会冷眼相待。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做人。 顾绶昌经历过不同时代，见证过民族危亡和复兴，并对相关问题包括国家命运和个人坎坷，有着深切的感受。直至晚年，每当他从广播或电视上听到《松花江上》等抗日战争歌曲。他的眼里往往盈满泪水。我也由此深刻体会到，国家和民族在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