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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原广州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林如彤同志于2014年7月18日与世长辞,享年98岁。林如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革命生涯中,林如彤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她组织原则性强,顾全大局;她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她一身正气,光明磊落,襟怀坦荡,表现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坚强党性和优秀品格。林如彤同志一生历经多个工作岗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教育事业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为纪念林如彤同志,缅怀她的光辉业绩,学习她的优秀品格,本网特推出一篇发表在《云山长者》创刊号上林如彤口述的文章《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

口述/林如彤 整理记录/陈小实

岭南初冬,碧水蓝天,相思河畔,姹紫嫣红。校园小径,莘莘学子,三五成群,一路欢歌。他们是这么的年轻,他们是如此的幸福!他们赶上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但是,我们怎能忘记过去,怎能忘记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

1916年,我出生在上海。家族是旧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业的先驱。我十岁那年,上海交大毕业的父亲接掌了由外公于1898年亲手创办的,当时已在上海乃至亚洲最大的“阜丰”面粉厂。面粉的牌子叫“红蓝炮车”。机器全部由美国进口,高层管理者大部份是英、美学成人士,工人就有二千余人。后来父亲又在中国的产麦区河南、哈尔滨设了分厂,目的是打破加拿大面粉的垄断,让中国人吃上中国制造的面粉。我们家兄弟姐妹共六人(后来五位都参加了共产党),凡适龄者,分别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浙江大学就读,生活富足而无忧。

可是,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抗日救亡,1935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16”上海学界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12·9”运动。真是声势浩大,气吞山河,如万箭射向侵略者的心脏。我真正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我下定决心,要永远跟党走。

1938年,22岁的我在大同大学毕业。同年年底,经龚普生、大妹顾以佶介绍,我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遵照组织指示,我说服父亲开办工人夜校,以提高工人文化为理由,将上海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刘晓、刘宁一先后安排到夜校执教。这样一来,既掩护了身份,又为发动工运培养了骨干。刘晓同志分配我做上海宗教界上层的工作,我感到有难度:信仰不同,如何争取?刘晓同志笑着说:“你把他们的唯心变成唯物就行了!”真是一语中的,使我豁然开朗。为保守组织的秘密,我以父亲的名义,在银行租用保险柜,把党的文件藏入其中,以策安全。我还常常开着家里的车,与地下工作的同志接头,下达组织的指示,接受任务,传递情报。后因工作需要,我和大妹顾以佶离开自家的花园洋房,搬入法租界,租用公寓,为的就是掩护上海地下党与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有一次,潘汉年同志得到情报:日本宪兵要来。他命令我们立即撤离。但我们还是赶回住所,销毁了党的文件后才离开。刚一走出门口,就碰上迎面而来的日本兵。真悬呀!事后潘汉年同志称赞说:“你们真是胆大,不怕死!但下不为例哦!”

由于身份暴露,1941年,上海地下党派富有经验的秘密交通员护送我们一行去延安学习。一路上,通过了无数的敌人封锁线和盘查。为安全起见,我们不走城市走乡村,不走大路走小路,白天不走晚上走,晴天不走雨天行。在泥泞的羊肠田埂上不知摔了多少跟头,走坏了多少双鞋,才到了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延安!”大家兴奋地相拥而泣,却没想到更大的危险就在眼前!这里是黄河壶口,风高浪急。要越过它,就像要跨过虎口,攀越悬崖。但为避敌追兵,我们别无选择。几个上海女生,第一次坐上木筏,第一次趴在怒吼的黄河上。说不怕是假的,但为了到延安,一切也值!有一个年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船工为讨吉利,喝令她把孩子扔进黄河。我们大家坚决不从。船工只有调转木筏靠岸,让年轻的母亲下船。大家也只有二渡壶口。虽然水急浪高,又累又惊,但为保母子平安,大家也心甘情愿。这是革命情,同志心,这是人性的光芒。

延安,到了!我们万里迢迢,穿越封锁,千辛万苦,走了八个月,终于到了。延安!这是革命的圣地,抗日的中心,我们革命青年无限向往的地方!很快,我们被安排到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其中还有王匡同志,田蔚同志,欧阳山同志,草明同志,艾青同志等等。除了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之外,我们还参加了打窑洞,纺线线、做棉袄、纳鞋底的大生产运动。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们热情高涨,不觉苦累,全身心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延安的作风。这是民主的作风、和谐的作风、军民团结的作风、官兵一致的作风!它无坚不摧,众志成城。刚到延安,周总理,邓大姐就请我们到他们家作客。一进门,邓大姐就笑盈盈地说:“让我看看这两位上海小姐!”总理对我们家的情况比较了解,亲切询问我们家的近况,还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当时延安十分艰苦,总理和邓大姐两人共喝一杯茶。少奇同志也会见我们,详细询问白区工作的情况。在延安整风中,还证明我们都是好同志。

同胞姐妹合影(后排左起):小妹顾以仁(中共党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人权副代表)、二姐林如彤(原名顾以佩);前排左起:大妹顾以佶(中共党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人权代表)、七姐顾以芬(原国家财政部工作人员)、四姐顾以信(中共党员,原新华通讯总社高级编辑)

1943年,经彭真同志批准,我和陈唯实同志结婚。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舞会上,唯实同志向叶剑英同志介绍我。叶剑英同志打趣地问:“是土包子还是洋包子呀?”唯实同志说:“让她和您跳个舞吧!”叶剑英同志爽快地答应了。曲终后,叶剑英同志连声说:“不错,不错,是洋包子,是洋包子!”大家都不禁大笑起来。晚上,大家在延河边,还常常看到毛主席在散步。我们走上前向毛主席敬礼问好。主席也微笑着说:“同志们好!”

1943年,曹火星同志创作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主席在会上说:“谁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呀?应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家听后心服口服,热烈鼓掌赞成,也打心眼里佩服主席的胸怀和睿智。

记得当年离开上海时,我们告诉父母是去重庆。因为走后杳无音信,重庆的亲属也告知不见人影,母亲急得连连登报寻人。后来我们辗转托人给家里寄了信。但是母亲还是担心我们在延安吃苦,整日念叨,坐立不安。父亲劝她:她们在家,所用的一切都是美国货。放心吧,长不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我们在延安一呆就是五年。

这是因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共产党为人民,人民心向共产党,民心所向啊!这是中华民族必胜的力量,是日本军国主义必亡的基石!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和唯实同志一起,离开延安,先后到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工作。在吴玉章,成仿吾及范文澜等同志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干部的储备。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震撼世界的声音更激励着我们加快南下的步伐。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追随叶剑英同志,挺进广东,创办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的人民大学——南方大学。主席还亲自为之题写了校名。中共中央任命叶剑英同志为校长兼党委书记,唯实同志为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而我则任五部副主任。从1950到1952年,南方大学共培养了近两万名革命干部。他们为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首往昔无憾事,只因誓做革命人!今天,虽然我已是古稀老人,但我心依旧年轻,信念愈加坚强。我相信,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英特耐雄纳尔也一定能实现!

   本文发表在《云山长者》创刊号,林如彤为该刊封面人物

 

附:林如彤同志生平简介
   林如彤,女,1916年5月出生,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9月至1938年6月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期间加入学生救亡协会。1938年6月至1942年10月任上海女青年学生部曙光团党团书记,在新四军二师参加整风学习,后延安。1942年至1945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妇女工作。1946年至1949年先后在北方大学及华北大学任职,历任学生科长、教务科长等职。1950年至1952年任广州南方大学第五部副主任。1952年至1957年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副书记。1957年至1959年任汕头市委副书记。1959年至1963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教育处处长。1963年至1970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处任职。1970年至1974年在广东省潮安县委任职。1974年至1983年任广州外国语学院副院长。1983年5月光荣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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